历代史家不何不提及治绩而着色隋炀帝在位期间的“花边新闻”

历代史家不何不提及治绩而着色隋炀帝在位期间的“花边新闻”

  杨广怎么知道,后世在书写他的历史时,几乎没有提及这些治绩。有的史书甚至故意把大业五年的统计数字提前到大业二年,意即说明这些数字乃杨坚所创造,与他无关。

历代史家几乎把所有的笔墨都用来描写他在位期间的一些“花边新闻”:

 

他们说,皇帝喜欢排场,爱好新奇,他命令用羽毛给自己三万六千人的仪仗队装饰帽子。为了满足皇帝的要求,人们拔光了全国几乎所有鸟类的羽毛。乌程县有一棵巨树,高达百尺,顶有鹤巢。人们为了取老鹤的羽毛,要伐倒这棵巨树。老鹤恐怕树倒子死,乃自拔羽毛投于地。

 

他们热衷于渲染杨广举行的游乐活动的奢侈壮观。说什么隋炀帝召集天下杂技演员“大集东京,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。有舍利兽先来跳跃,激水满衢,鼋鼍、龟鳖、水人、虫鱼,遍覆于地。又有鲸鱼喷雾翳日,倏忽化成黄龙,长七八丈。……”

 

他们一再强调隋炀帝给天下人民带来的痛苦:“东京官吏督役严急,役丁死者什四五,所司以车载死丁,东至城皋,北至河阳,相望于道。……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八十)

 

相对于生命的短暂,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声名的久远。以何种姿态进入历史是每个大人物最为关心的事。从这个角度看,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也许不是帝王,而是史官。史官们坐在书房里,稍稍偏偏笔头,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,或者化神奇为腐朽。所以,唐代宰相韦安石说:“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。宰相但能制生人,史官兼制生死。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。”(《新唐书·列传第四十》)

 

史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,是因为中国史学的主要目的不是“求真”而是“惩恶扬善”,“以史为鉴”,“使乱臣贼子惧”。目的决定手段,为了有效地“扬善”和“惩恶”,让人“感动”或者“恐惧”,就必须采用“典型写作”的方法,使善恶对比分明、忠奸一目了然,便使人知道爱什么,恨什么,学习什么、批判什么。“典型写作”的秘诀非常简单,一言以蔽之,那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,向读者提供单方面的信息,令读者“偏听则暗”,误以为历史人物或者是毫无缺点的高大全式人物,或者是从头坏到底的十恶不赦之徒。这些技巧在隋炀帝神话的写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 

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重视历史,从有文字开始,中国历代都设有史官,中国史书的浩繁,为世界所仅见。然而,也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在历史中肆无忌惮地造假:与其说中国古代历史是一个记录的过程,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、遗漏、修改、涂饰和虚构的过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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